□不起诉权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准确适用符合新时期人民群众对司法在民主、法治、公平、正义、效率等方面的更高需求，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赖和支持，夯实社会治理民心基础。

□建立数字检察轻罪治理模型，深入分析轻罪案件发生的内在规律和深层次原因，经大数据分析，建立数字检察模型。

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社会治理体系。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，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发生显著变化，轻刑犯罪占比大幅上升，轻罪治理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。不起诉权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准确适用符合新时期人民群众对司法在民主、法治、公平、正义、效率等方面的更高需求，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赖和支持，夯实社会治理民心基础。笔者认为，在当前轻罪治理中，可从五个方面优化不起诉权行使。

一是强化轻罪治理的法治理念。理念是行动的先导，没有正确的法治理念引领，就没有良好的法治实践。规范轻罪治理体系中不起诉权行使，在于打破传统思维误区和习惯定式，形成新的理念。其一，认识轻罪治理的价值内涵和功能定位，在检察工作中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要认识到刑事诉讼不仅是法治，亦是善治，惩罚犯罪只是手段，而不是目的，检察工作不只是打击和惩罚犯罪，还要维护和保障人权，化解矛盾，防范风险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其二，坚持证据裁判原则。全面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，既要注重有罪、罪重的证据，也要审查无罪、罪轻的证据，全面把握量刑情节。其三，坚持法理情相统一。规范案件审查，从案件本身情况即犯罪事实、犯罪情节、社会危害、公共利益等多方面出发，综合考量诉与不诉，做到法理情相统一，通过规范行使不起诉权，确保政治效果、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有机统一。

二是细化、完善不起诉适用标准。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，主要案件类型已出现较大的变化，现有标准已无法满足当下对轻罪案件不起诉的需求，有必要进一步细化不起诉标准。比如，按照罪名，对相关轻罪适用不起诉的标准逐一作出规定；可定期发布典型不起诉案例，以类案形式进行规范；可在检察业务系统中设置量刑分析辅助系统，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，在对大量不起诉案件分析基础上形成模式，供检察官办案参考。

三是健全监督规范，防止不起诉权滥用。强化不起诉权规范适用，加强内部监督，建立规范化、标准化、高效化的案件审查机制。同时，提高检察官联席会议审查讨论力度，对于符合不起诉条件而承办检察官提出起诉意见的，联席会议应给出不起诉意见。充分发挥检察公开听证的保障作用，参照庭审实质化的要求和模式，在介绍案情时，还须向应邀参加听证的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人民监督员、听证员等解释犯罪构成和法律规定，充分听取意见后作出决定，切实提高不起诉案件的公正性和透明度。

四是强化实体公正的程序保障。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障，要善于运用程序保障实体公正，提高案件质效。其一，强化法律文书释法说理。充分论证犯罪成立或者不起诉理由，让被害人信服，让犯罪嫌疑人深受教训，让侦查机关接受，让社会民众认同。其二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。不起诉决定错误或者有新证据、新事实出现后，可撤销不起诉决定，行使起诉权，切实保障案件公平处理。其三，充分尊重司法规律。正确认识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，避免为考核数据而影响不起诉权在轻罪治理中的作用发挥。

五是提升轻罪不起诉案件的社会治理效能。其一，强化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在轻罪不起诉案件中的适用。对于发生在邻里、婚姻、家庭中的轻罪案件，注重从根源上消除矛盾，排查调处因案引发的或潜在的矛盾纠纷。其二，强化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双向衔接。不起诉不等于放纵犯罪，犯罪嫌疑人虽未接受刑事处罚，但应当审查是否需要接受行政处罚。对于需要接受行政处罚的，不仅要让其受到应有的行政处罚，同时要保障衔接程序的顺畅。其三，建立不起诉后教育警示和社会矫治体系。其四，建立数字检察轻罪治理模型，深入分析轻罪案件发生的内在规律和深层次原因，经大数据分析，建立数字检察模型。一方面，可结合综治中心和相关基层治理单位，跟踪轻罪不起诉后的社会矫治情况；另一方面，从个案治理推向类案治理，对普遍性问题，制发检察建议，从行业规范领域提升社会治理效能。

（作者单位：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检察院）